这里所说的“北京中轴线”，是指北京老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全长7.8公里，统领全城的“脊梁”。所谓“中轴”则是规划建筑师借用工业部件中的“轴”，以表明其在全城的“统领”作用。
对于北京中轴线的认识，应把握以下三个要点。
明清北京城中轴线是中国历史都城的最后结晶
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中国封建社会最后几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其文化上的博大，抑或精深，无不活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绵着时代独有的神韵。北京中轴线则是其集大成者。
考古发掘证明，在我国古代“城”与“国”往往是合为一体的，一城即一国，“倾城即倾国”，“城破即国破”。公元前21世纪(距今4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朝代——夏，它标志着奴隶制国家的诞生。
商初都于亳(bó)，即今河南偃师。其城周长5330米，内有宫城。宫城正门与郭城南门遥相呼应，成为统领全城建设的基准线。
有专家把它称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中采用“中轴对称布局”的最早实例。
商代的都城曾几经变迁，其最后的273年则都于“殷(墟)”，即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其宫室虽然是陆续兴建的，但都是以单体建筑沿着与子午线大体一致的纵横线，有主有从地组合成较大的建筑群的。换而言之，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宫殿建筑常用前殿、后寝，并沿轴线纵深对称布局的方法，在奴隶社会的商朝后期宫室建设中就略具雏形了。
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周礼·考工记》记载了周王城的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现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址，如晋侯马、燕下都、赵邯郸王城等都在中轴线上筑有以宫室为主体的建筑群，两侧再布以整齐规划的街道，与《周礼·考工记》所载的“王城制度”大体相符。周宫室外部有为防御和揭示政令的“阙”，且设有“五门”(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和处理政务的“三朝”(大朝、外朝、燕朝)，即所谓的“五门三朝制”，且为后世所沿用。
西汉长安城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也是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城的东、南、西、北各有三座城门，每门开三个门洞，各宽9米，与《周礼·考工记》所载的以车轨为标准修筑的道路宽度基本相符。其中贯通南北的大街宽150米，长5500米，其间还有宽20米的驰道，这是专门供皇帝出巡时用的。大街的两侧则筑有排水沟，沟外又有各宽13米的街路。
隋唐长安城总结了汉末邺城、北魏洛阳城规划建设的经验，将太极宫(皇帝听政、居住之所)置于全城的北端，并以承天门与全城的正南门——明德门所形成的宽150米的中央大道(朱雀大街)作为统领全城的“中轴线”。然后，再以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将全城划分为108个里坊。其中心部分的建筑布局，则依据左右对称的原则，并附会《周礼》所载的“三朝制度”，即以宫城的正南门承天门为大朝，太极殿、两仪殿为日朝、常朝，沿轴线建门、殿数10座，宫殿建于龙首原之地，居高临下，气如建瓴，使皇宫更显出“皇权至上”的威严，也使整座长安城的建筑交低错落，气势恢弘，既增加了长安城的立体感，又充分显示它的政治主题。
979年，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都城开封(东京)城的平面布局、城市风貌等既有继承，又有其独特的地方，即从大内正南门——宣德门，出朱雀门，直奔外城的正南门——南熏门，这条宽300米的御街是统领全城的“中轴线”，特别是由皇城、内城、外城，形成的层层拱卫的格局，为后世所效仿。
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周礼·考工记》所提出的王城规划模式的，尽管它南北半城各有一条“中轴线”：北城的“中轴线”自齐政楼(鼓楼，其位置在今旧鼓楼大街南口)至钟楼，及其往北的延长线；南半城自丽正门至中心阁(今鼓楼所在位置)，其上建有大内(宫城)等，并为明北京城所继承和发展，即自永定门起，经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宫城、万岁山(清改景山)、万宁桥、鼓楼、钟楼，全长7.8公里。清朝定鼎京师，全盘继承了明北京城。所以，明清北京城既是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最后的结晶，也是都城规划建设中轴线历经数千年的继承、发展的最后结晶。它把中轴线的文化内涵——“象天设都，法天而治；皇权至上，一统天下”的政治主题发展到了极致。
明清北京城中轴线是北京城在规划建设中的基准线，在政治上是“皇权至上”的象征，在文化上则是北辰崇拜的载体
在远古时代，“天”似乎一直是一个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充满着神秘色彩的东西。由于“天”的变幻莫测，人世间的祸福、命运，完全慑服于自然的威力，进而敬畏自然，并将大自然降于人间的祸福，归结为某种神的力量。这个“神”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帝。而这个驾驭宇宙、领袖群伦的超自然的“天帝”，也自然成了中国文化寄寓的精神象征。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从人的主观角度，抑或是从大自然的客观角度而论，作为以农耕文明为显著特点的华夏大地，从原始文明形态的伊始，便与“天”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巍巍苍穹神秘力量的体悟、敬畏，乃至崇拜产生了华夏民族文化上某些亘古不变的原型。
地处北半球的华夏祖先在对天穹的长期观测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理念：天界是一个以帝星(北极星)为中心，以“四象、五宫、二十八宿”为主干构成的庞大体系。“天帝”所居的紫微宫，位居“五宫”的中央，即“中宫”。满天的星斗，犹如臣下奉君，形成拱卫之势。
正因如此，中国历代帝王都自诩为天的“应子”(天子)，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天承运”，秉承天帝的意旨，而中国的政体便是以北天区为原型的文化场——中央集权于皇帝一身，郡县对中央形成拱极之势。
“象天设都，法天而治”即寻求“象征物”(建筑物，乃至建筑群)与“存在物”(想象中的天体世界)的物物相对。皇帝所居的宫城必定要效法天帝，居于“天中”紫微宫即中宫，那么在“地中”(“土中”)修筑紫微城，也必然要效法，并在其南面修辟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御街即“通天之路”(也称“天街”)。
自周秦以来，尤其是自隋唐以来长期延续的基本定式，即以皇宫为中心，并将主要建筑部署在中轴线上，左右取得均衡对称，再加上高低起伏的变化，构建出一个在空间布局上最大限度的突出“溥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当然，“象天设都，法天而治”也经历了一个对北辰的“自然崇拜—自觉模仿—象征模拟”的过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清北京中轴线，则是其登峰造极的文化产物，且在表现的手法上、形式上更加灵活含蓄，蕴含文化意味。这也就是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集中了诸多等级最高、体量最大的建筑群——如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紫禁城、景山、钟鼓楼等缘由所在。
太和殿中一副槛联这样写道“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凤城回北斗，万邦和协颂平章。”其大意是说，君王若能树立起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道德，就能像北极星那样处于天的中心，为天下所拥戴，并统领天下；四海才能同披圣德的光明，并为万邦所共仰。
这非常清楚地向世人表明：太和殿取象于天。它犹如北辰，乃是天下拱卫的中心，体现的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从这里人们也就理解了北京城的平面格局由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层层拱卫，而中轴线东西两侧象征封建帝都的重要建筑群(如天坛、先农坛、太庙、社稷坛等)和城门都是对称布局的文化渊源之所在了。
天安门广场改造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也是新时代“人民当家作主”主题的最好象征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曾设想，在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要建立一个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相匹配的广场，以供人民集会、游行、节日、庆祝之用。
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1949年10月1日，在整修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宣告了中国历史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天安门城楼，以其巍峨庄严的形象，出现在国徽之中。
天安门广场原是皇城前面的一个“T”字型的宫建广场。广场北边是皇城的正南门——天安门，门前有东西横街，街面敞阔，东西各有一门，即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横街正中向南，与天安门南北取直，开辟了一条狭长的纵街，称“千步廊”，南端即是大明门(清改大清门，民国时称中华门)。明清时期，封建帝王利用这一封闭严密的宫廷广场，举行盛大的庆典，庶民百姓是严禁入内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自然也冲开了天安门前的这块“禁地”。
尽管“千步廊”两侧原有的行政官署机构已经拆除，但是仍感到面积狭小，视野局促。于是对天安门广场的继承和改造，便被提上了历史性的议事日程。
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北京市委便着手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改造扩建工程。1954年，在华北城市建设展览会上征集到10个方案。之后，全国1000多名城市建设工作者又提出了30多个方案。尔后归纳、筛选成7种类型，最后再取长补短，综合成一个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付诸实施。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庄严、雄伟的政治性广场，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其东西两侧分列革命与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其形制、体量和高度，既取决于建筑物本身的需要，也要与广场的整体性，乃至旧有的古建筑相协调；广场面积初步定为40公顷(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50米)，略呈长方形，使之成为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前夕，古老的天安门经过重修，焕然一新，广场的东侧是中国革命与历史博物馆。西侧是象征人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的人民大会堂，连同广场中央已经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政治活动中心。而作为广场两翼的东西长安街则成为横贯全城东西的一条新轴线，使北京老城那条原本象征帝王统治的南北轴线失去了对全城独一无二的控制作用，雄踞全城中心的紫禁城，在城市的总体格局中，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现在环顾四周，旧日作为宫殿前卫的正阳门和天安门，尽管位置依旧，功能却焕然一新。这两座巍峨的建筑物，已经成为新的人民广场南北边界的标志。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位居东西两厢，新老建筑十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不仅可以看到悠久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并且已作为“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的杰作，载入新中国城市建筑的辉煌历史。
(作者系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城市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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