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怎样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乡村振兴在空间尺度上，落脚点在哪里？首都的乡村振兴要走一条什么路？就我个人观察，目前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和行动倾向。
第一种倾向，就乡村论乡村，自觉或不自觉把乡村从城乡地域分工体系中割裂开来，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乡村振兴。这种倾向既忽视了城镇在城乡区域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忽视城镇在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辐射带动作用，也忽视了乡村振兴是点线面空间再结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乡镇村庄会更加壮大，有的则会收缩甚至消亡。因而，这种倾向是要不得的，是必须坚决克服的。
第二种倾向，片面强调乡村振兴要以城镇为依托，片面强调城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乡村，忽视了逆城镇化。城镇是城乡区域发展的中心，乡村振兴无疑要发挥这个中心的作用，但庄稼不能长在建成区，农村生态功能更不可替代，人口不仅不可能全部城镇化，而且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还会出现人口从城镇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因此，农村和逆城镇化是不可忽视的，片面强调以城镇为地域依托振兴乡村的倾向，违背了乡村振兴的初衷，是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我个人认为，乡村振兴以人为中心，基本上要落脚在“都市圈”，都市圈是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地域依托，尤其是北京市的乡村发展，要以“首都圈”为重要依托。原因在于，首先，都市圈是乡村振兴最有利的地域空间。都市圈本质上是一个城乡一体化角度的地方要素和产品的统一市场，城市生活是乡村的，乡村生活也是城市的。在这里，乡村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和抓住发展机会，分享城镇集聚经济，降低对外交流成本，彰显自身特色。其次，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最主要是落脚到都市圈，乡村人口最主要集聚在都市圈。例如，为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美国政府1910年正式提出大都市圈，2003年又进一步提出小都市圈。据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
2010年全美共有大都市圈569个、人口约占全美人口的82.3%；小都市圈536个，人口占全美人口的13%左右。大、小都市圈人口占全美人口的95%以上。第三，都市圈作为乡村振兴的最重要地域依托，已成方兴未艾的趋势。笔者调研发现一种趋势，不论中心城市大小，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是城乡间职住分离；二是返乡创业者尽管落脚地是多样化的，但回到原来村较少，而是住在家乡村所在都市圈的县城、中心镇。
因此，推进首都圈乡村振兴，离不开都市圈的引领作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十三五”规划纲要以独立一章专门部署“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以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为依托，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建优美的建筑和生态环境，完善便捷的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形成“美好通勤都市圈”“一日美好商务交通圈”和“一周美好生活圈”等尺度不同的国土生活圈域。
发挥都市圈支撑引领作用，是深入推进首都圈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雄安新区建设，成为首都的新两翼，既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地，也是实现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改善和缓解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与现实意义。
发挥首都圈支撑引领作用，是北京市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客观要求。从城镇化进程的发展规律看，已有国际经验表明，都市圈化是城镇化下半程的主导形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到2011年首次超过50%，到2017年已达到58.52%。可以说，我国城镇化建设已进入下半程。从首都北京的城市发展现状来看，首都人口和功能明显从中心建成区向周边地区分散，逆城镇化和郊区化日益明显，区域城镇化从集中式向分散式转变，区域同城、城乡一体现象明显。
切实发挥首都圈的支撑引领作用，需要以品质为中心。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节点、轴线、圈层、密度、功能、制度”齐下，多方协同，以品质为中心打造首都圈。应该看到，这不仅能切实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能有效提升国土空间的品质。理论和实践都已表明，人才偏好高品质的地方，卓越的地方品质离不开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等不可贸易品，这些不可贸易品在供给侧，其劳动力要素部分来源农村。从这个层面上，打造首都圈的地方品质与乡村振兴内在统一。对此，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地方品质的要义，着力提供数量充足、多样性丰富、质量上乘、分工高效、均等可及的个人消费服务和公共服务，着力营造优美建筑和生态环境；二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空间结构、密度、功能、制度与品质的关系，从有利于提升首都圈品质出发，优化空间结构，推进功能转型升级，同时推动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都市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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