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肩负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使命，做好文化版图构建、文化基因传承、文化源头创新、文化引领示范，是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所在。文化之于人，是灵魂；而人之于文化，则是缔造者、先行者及传承者。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基因需要中华儿女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更需要以人为梁。
以伦敦、巴黎为代表的欧洲文化艺术中心，以纽约为代表的新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无一不是以包容的姿态吸纳大量文化艺术人才扎根创作。伦敦诞生了一批在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对当代世界影响至深的文化大家，成就了莎士比亚的环球剧场、威斯敏斯特宫、圣玛格丽特教堂、格林治历史文化区等世界一流的名胜古迹。巴黎涌现出毕加索等对世界绘画艺术产生巨大影响的画家，也成就了卢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等世界顶级艺术殿堂。而纽约作为后起之秀，兴起于其逐渐活跃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及世界级艺术博物馆，加之洛克菲勒夫人等知名赞助人的捐助，奠定了纽约成为新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基础。
纵观这几大世界级文化艺术中心进程，都是在继承、积淀、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必然要求我们在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之上，支持全球文化资源在北京广泛集聚与交融碰撞，使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要素、文化名人的大型集散地。
大力集聚国际顶尖文化大师
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发达的商业体系，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构成了建设文化中心的基础与优势，而吸引国际顶尖的文化大师则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题中要义。人才集聚意味着资源与要素的集聚，国际顶尖文化大师的集聚则更加意味着高端文化艺术要素的集聚与碰撞。当下，北京文化艺术要素相较国内其他地区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国际顶尖文化大师匮乏，在文化艺术领域具有引领性、创新性影响的文化名人匮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文化大家匮乏，懂艺术、懂运营、懂管理的高层次文化经纪人匮乏，可以说是“有高原但并无高峰”“天上星多月不明”。国际顶尖文化大师的集聚并非一蹴而就，引进和培养必须两手同时抓。引进国际顶尖文化大师单纯靠资金奖励、房租减免等传统财政支持手段远远不够，文化领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大师的集聚更多是源自由特色鲜明的文化圈层、完善的文化艺术交易市场、影响力强大的文化艺术品牌及良好的文化发展支持政策所构成的优渥的文化生长土壤。因此吸引国际顶尖文化大师来京集聚必须遵从文化人才的发展规律，既要突破体制机制壁垒，让人才能够获得身份感、认同感、归属感，也要着力培育文化滋生的沃土，全力推进本土文化大师的培育，比如莫言，其作品以独特、深邃的乡土情感闻名，其作品与其个人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突破文化人才发展的“三阶段论”
历史表明，世界级文化中心建设必然以发达的经济及商业资源为基础，北京无疑最具实力，但商业的过度侵入则在不断挤压文化艺术的生存空间，“三阶段论”正是由此提出。通常第一阶段是艺术家在大都市的边缘创造了远离尘嚣的自由独立之地，这些地方生存压力小，并且有足够的空间让艺术人才发挥创意，如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上苑艺术村、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等，无一不是因为低廉的生存成本由艺术家自然而然集聚，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艺术群落。第二阶段是区域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后，商业资本逐渐涌入，带来了商业繁荣。第三阶段是在行政力量和商业力量带来的各种影响下，艺术家的创作环境被破坏，他们被迫搬离原有聚集区，而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艺术创作工作中断、终止，艺术人才大量流失。798一度作为国内最具特点的艺术园区，在经历了一段时日的辉煌后，艺术家因商业资本的过度介入，生存成本大幅攀升，最终被迫撤离，曾有人形容798为“游客来了，艺术家走了”。与798类似，曾经的黑桥村集聚了大量的艺术家，2017年因规划问题，全部搬迁，黑桥艺术区成为历史。从几大世界文化中心的建设经验来看，文化中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生态链条，在这个链条上，既有高端文化人才的大量集聚，也离不开众多才思敏捷、创意无限的青年人才扎根与创作，唯有链条完整、要素齐全才能构成完整的文化中心生态。
巴黎、伦敦、纽约等地诞生的大量文化大家很多在当时也并非都被认可，生活困窘是常态。在京的青年文化人才，尤其以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生存状况大多堪忧，这本也是常态，却一再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从一个边缘地带流落到下一个边缘地带，最后不得不撤离北京。艺术家的撤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承载艺术创作的这抔土壤出了问题，亟待修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充分考虑艺术人才聚集发展的需求，为他们保留充分的聚集空间，保证聚集区发展的稳定性，对于已成型的艺术聚集区，多给予体制机制和服务方面的支持，比如艺术家权益的保护，艺术聚集区的规范化管理，对商业资本介入的适当控制等，保障文化人才具备自由、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打造复合型文化职业经理人队伍
文化人才的成长既依托于其个人知识、创意、思维的独特性，以及成长环境的宽容度，更有赖于一支专业的、跨行业、复合型文化职业经理人队伍，他们一方面是经营者、管理者，另一方面承担着文化艺术推广的重任。具有较高水准的复合型文化职业经理人队伍，对于文化艺术人才而言，是伯乐；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壮大而言，是血管，他们负责艺术要素的传递，在文化建构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与传统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具有创新性、高增值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创意人员工作独立性强，工作过程难以监督，这些特点使传统行业中成长起来的管理人员在经营文化机构时也面临严峻挑战。因此，适应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适应文化艺术人才成长的需要，文化职业经理人的队伍建设工作刻不容缓。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队伍培育的前提是市场化选聘，需要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氛围。
职业经理人作为市场交易双方的媒介，一方面要求他们具备对文化艺术的良好鉴别力，另一方面需要深谙经营管理之道，其培育需要一定程度的投入，大多在实践中进行人才的培育与打造，以工作室的性质进行职业经理人及团队的建构更具有实操性质。在此过程中，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民间团体以及各大文化艺术机构的作用，通过社会力量的整合实现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市场化培育。与此同时，政府可着力解决职业经理人的政策支持与约束问题，比如对职业经理人资质的打造，对委托代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需从制度层面上进行破解。
解决文化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
当前，文化人才结构性短缺现象日益凸显。一方面是由于人才队伍现实基础尚不能完全满足文化事业、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因宣传面窄、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难以招来年轻人，基础人才日渐短缺；再如京剧文化，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愈发崭露头角，但只有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学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等少数几个学校开设相关专业， 每年招生仅数百人，而一般高校的文化普及课程中鲜有京剧内容，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京剧很难获得年轻群体的青睐，愿意学习和传承京剧文化的年轻人数量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因我国文化事业及产业走入国际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在国际市场上，我们长期处于“文化逆差”，能够将中国文化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推向国际视野的人才少之又少。而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文化输出模式较为成功，其所代表的价值理念也被全球所认识，这离不开优秀的制作与推广团队。
新时代，我们的文化形象、文化品牌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文化产品要想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接受，打造一支专业的制作、推广团队是当务之急。因此，文化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必须解决，缺乏领军文化大家，文化影响力的塑造势必受到影响；缺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许多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将逐步消失；缺乏职业经理人，文化市场就繁荣不起来；缺乏专业制作推广团队，文化产品难以在世界范围内立足；缺乏具有工匠精神的艺术雕琢者，文化精髓难以得到传承；缺乏充满激情的文艺青年，文化事业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与源泉。而解决结构短缺性问题，在政策方面，要形成具有体系化的顶层设计、对于不同领域的不同需求，精细化政策才能对症下药，比如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适当的财政支持与激励性引导是必要的；而对于青年文艺人才，成长机会与发展平台的打造则更为重要。在机制方面，必须打破僵化的人才评价、认定体系，对于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文化艺术领域，职称评审的调整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文化艺术发展的节奏，比如对于具有真才实学的文化艺术人才，不应唯学历作为评价标准。在保障方面，文化艺术人才的发展必须植根于良好的文化发展生态，政府应做好制度保障和针对性服务，比如对于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文化产品交易的保护、艺术集聚区的保护等。
综上，文化人才队伍的打造需要各参与主体长期共同努力，更需要党和政府多部门的支持与协调。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事业，我们将迎来新一轮文化发展的繁荣期，而随着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崭露头角，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不仅要做好国内引领示范，同时也要迎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做好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至关重要。我们深信，在科学的体制机制设计与相关政策引导下，北京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国文化中心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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