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健
3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吹响了非机动车执法检查“开工号”，15000余名市、区、乡镇三级人大代表闻号声而动，参与到非机动车“三边”（身边、路边、周边）检查中。他们有的依托代表“家站”，有的走进街巷社区，有的来到交通道口，观看现场情况，倾听各方诉求，收集群众意见，把民意民智汇聚成一段段接地气、冒热气的“肺腑之言”。
共享单车要更方便、更规范
“共享单车这两年改观很大，2016年刚出现的时候真是‘野蛮生长’，各种颜色的车子随意停放，毫无秩序可言，更缺少基本的维护和调度，大量坏车、破车堵塞人行道，严重影响市容市貌、阻碍正常通行”，谈到路边共享单车的变化，北京市、房山区人大代表邵雪松不时点头肯定。
随着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进入第4个年头，在有关政府部门不断推动下，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已由最高峰时的16家减少为3家，运营区域由五环内逐渐扩大到所有行政区均有覆盖，车子也由“粗狂投放”向着“精准投放＋高效运维”转变。
据市交通委工作人员介绍，当前的车辆周转率已由日均0.9次提升至3.3次，此外，车辆清淤调度机制也已运行，出现车辆淤积，市级监管平台会自动预警，运营企业5分钟响应，30分钟到达现场，60分钟内完成处置。
邵雪松说，“共享单车虽然规模更加科学、分布更加合理，但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做好‘下半篇文章’至关重要”。她在路边调研时发现，老百姓提到最多的还是“方便”和“规范”。
用车时能在一两百米内看到共享单车；在社区门口、地铁公交场站附近、大型商圈内都要划出停放区域，尤其是社区门口停放区域不能太远、太小；早、晚高峰交通枢纽周边等车辆使用集中点位容易出现潮汐现象，要加强调度，确保高峰期有车可用是老百姓对“方便”提出的要求。
“规范”则要简单一些，主要是车辆停放整齐、有序，不占用消防通道、无障碍通道、人行道、绿化带等，增加蓝牙道钉、电子围栏的应用，约束故意损毁、破坏车辆的不文明现象。
“共享单车改善了我们的出行方式，科学的规划管理、贴心的服务运营、良好的社会公德三者叠加，才能让我们共享便捷、共享舒适、共享绿色低碳生活”，邵雪松坚定地说。
“上楼”充电要“堵”更要“疏”
除了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也是老百姓必谈的内容，尤其是他们身边的电动自行车、电池“上楼”充电问题。
“近三年，北京电动自行车火灾数量有上升趋势，由此带来的人员伤亡也在增加，已经成为全市消防安全的‘灰犀牛’”，说起电动自行车火情，东城区人大代表张之泽满脸严肃，身为东花市街工委书记的他，比很多人都更了解“上楼”充电的危害。
张之泽刚到东花市工作就和电动自行车打上了交道，最开始，他把着力点放在了“堵”字上，效果却不太理想，之后的一次巡查让他做出了改变。
一天傍晚，张之泽和一位推着电动车走出电梯的大哥实打实地碰上了，一顿说教之后，大哥无可奈何地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工资低，车子放下面丢了怎么办，你负责啊！”
“那位大哥的话句句在理，也给了我很大启发，治理上楼充电要学‘大禹治水’，在‘疏’字上做文章”，张之泽说。
他一方面安排人手，对辖区内8个社区34个小区“地毯式”摸排，弄清电动自行车的实际底数，一方面组织电动车使用者、无电动车家庭、街道网格员、社区楼门长、人大代表等座谈，请大家一起商量怎么“疏”、如何“堵”。
经过三四个轮次的讨论、协商，大家一起“吵”出了一套“两有一不一联动”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机制。
“两有”是在“疏”上用力，保障电动自行车有场所停放，有场所充电。街道根据各小区实际情况，以空置场所、地下空间、废弃车棚等为改造对象，因地制宜采取“新建型、改建型、独立型”等方式建设充电场所。
灭火器、安全使用说明和摄像头“三件套”是充电棚的标配，“防火、防盗、防漏电”的保护功能让居民放心停车、安心充电。在一些老旧小区，楼下的充电费用按照民用电标准收取，给居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
“一不一联动”是在“堵”上下功夫：“智能云梯”和电梯车阻守住电动车上楼的第一道关口，600余名小区居民志愿者组成的“家园卫士”不定时在楼内巡查，筑起第二道移动的“柠檬黄”防线。
充电服务要从“有”到“优”
身边检查部分，很多代表的注意力都落在了充电设施上，充电价格高、充电桩数量少、充电桩利用率低都是居民向他们提到的“高频词”。
“我身边骑电动车的人很多，我自己平时也骑，就跟他们聊的比较多”，朝阳区管庄乡人大代表刘亚娣说，“以我们小区为例，用充电桩充一次电差不多要2块5，按两天充一次算，一个月将近40块钱，比在家充电贵了一倍还多”。
通过走访调查，刘亚娣发现，不同街道、小区充电桩收费标准差异较大，有的街道、社区给经营企业补贴较多，就可以把充电费降下来，反之，充电费则较高。
“一边是社区群众希望降低充电费用，一边是经营企业需要利润维持充电桩的运营、升级以及盈利，如何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既让老百姓得实惠，又让运营企业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希望下一步区里和市里能统筹考虑”，刘亚娣表示。
不止是充电费用，有些小区因为空间有限，所建充电桩数量不够，而且距离居民楼较远，十分不便；有些小区的充电棚里堆放着满是尘土的自行车、三轮车，挤占着电动自行车有限的空间；有些充完电的车子占着位置不走，导致其他车辆无法充电……
“空间有限的小区不妨尝试智能充电柜，和充电桩相比，每组包含3到8个充电口的充电柜占用空间更少，柜内甚至有防爆功能，安全系数也高”，张之泽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但是，安装智能充电柜也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前期投入偏高，市场上具有耐高温、自动散热、防爆等性能的8仓充电柜，每组报价都在万元左右；二是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采购时要注意甄别，张之泽坦言。
邵雪松也结合自己社区的日常做法给出了3条建议：给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分区分块划分停车位；通过礼品兑换等形式定期清理“僵尸车”，增加小区可用空间；提高物业、社区志愿者对充电棚的巡逻频次，宣传引导居民最大限度用好充电桩。
要一起帮外卖小哥按下“减速键”
“这次执法检查市民最关心的还是外卖小哥的速度问题”，一直关注非机动车发展的市人大代表郑红强说，“我们基本都点过外卖，即便不点外卖，也一定在小区、单位周边遇到过飞驰的外卖小哥”。
果然，不论是代表提交上来的检查清单、代表家站收集回来的居民诉求，还是代表发出的调查问卷、各区融媒体平台收到的调查意见，无一例外都指向了外卖小哥超速行驶、违规行驶。
“外卖小哥闯红灯、逆行、边接打电话边高速骑行在生活中屡见不鲜，这样‘用生命送餐’除了安全意识不够，还有深层次的原因”，郑红强说，“大多数外卖平台实行‘按件计酬、多劳多得’的薪酬制度，但管理手段相对简单，为了多接单和多拿送餐费，很多外卖小哥不得不拼命赶时间”。
郑红强认为，外卖平台应该打破简单粗暴的按单计酬模式，建立更为合理的平台运营与奖惩机制，完善派单模式。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及场景模拟，根据取餐时间、送餐距离、路线测算出送餐时长，对于经常过快完成送餐任务的外卖小哥要重点提醒。
“平台企业也要对外卖小哥加强关怀，给予更多的基本保障，提高他们单位时间的收入水平，缓解他们的生存压力”，郑红强说。
通州区人大代表张杨也针对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除了增加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平台也应该把最新的科技成果运用到配送中，比如智能头盔可以和手机连接，外卖小哥可以通过语音处理订单，避免骑行时接打电话引起安全隐患。
张杨表示，执法部门也要探索新模式，通过处罚强制规范交通行为。“可以给所有外卖用车统一编制号码，或者给外卖小哥配发带有编号的服装，确保电子眼能准确获取外卖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
另外，张杨也呼吁广大消费者对外卖小哥多一点宽容与理解，如果遇到超时送餐，多些耐心听听他们的解释，少些不必要的投诉或差评，让他们在送餐路上更加从容。
“让我们各方一起伸出手来，帮助外卖小哥按下‘减速键’，用更合理的速度跑出大家的满意度、舒适度”，郑红强、张杨说。
短评：
经济、快捷、环保的非机动车在给居民出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城市的交通、消防带来了安全隐患和管理难题。2018年11月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和2019年的执法检查，对规范本市非机动车管理、提升交通综合治理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隔3年，再次针对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展执法检查，既是对老问题的“回头看”，又是对新问题的“寻诊”。
当时的老问题，主要是超标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通行、登记上牌，以及共享单车的超量投放、混乱管理。在市交管局等政府主责部门大力推动下，通过精装宣传
提示、引导淘汰置换，狠抓便民服务、畅通登记渠道，强化路面执法、规范通行秩序，现在，超标电动自行车在北京街头已难觅踪迹，共享单车也由“粗狂投放”向着“精准投放＋高效运维”转变。
为了“找准”“治好”新问题，执法检查组再次组织万名代表下基层，邀请市、区、乡镇三级人大代表参与到非机动车“三边”（身边、路边、周边）检查中。代表们回“家”进“站”，穿街过巷，听民意、摸实情、找问题、谋对策，把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贯穿到检查全过程。
截至3月底，共有15413名人大代表参与检查并填报反馈检查单，全市市、区、乡镇三级代表参与率高达98.03％。代表们针对身边、路边、周边情况共提交检查单39501份，提供具体问题点位21363处，为条例“边检查、边督促、边整改”提供了精准的“靶向目标”。此外，他们也把很多接地气的“金点子”从街头巷尾带了上来，为条例更好实施贡献民意民智。
人大代表是一座桥，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人民群众。请代表深度参与到执法检查中来，就是畅通检查和人民群众的桥梁，让人大监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的有力抓手。这样的开门监督，让全过程人民民主之花在北京这个春天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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