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出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的趋势。但由于长期的积累，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生态文明建设依然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污染防治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碧水保卫战是污染防治系列攻坚战中的重要战役。在2018年4月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七大标志性重大战役中，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治理等五项攻坚战均与水污染防治密切相关。
水污染具有复合型、综合性、治理难度大的特点，建立水生态系统管理体系对于水污染防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水环境污染是表象，其根源在于水生态系统结构的破坏与功能的退化。
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水生态系统管理目标发生了很大转变，从50年代主要聚焦于水污染治理，到60年代转向保护水生生物为主，再到80年代以重现水生态系统自然特性为主，进入90年代则着手制定水生态系统整体修复计划，体现出管理理念从河道范围扩展到流域尺度、从单向目标到综合目标、从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的巨大变化。
生态系统管理是在对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过程加以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制定适应性的管理策略，以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其基础是要求人类对生态系统中各成分间的相互作用和各种生态过程有最好的理解。
建立水生态系统管理体系，需要实现“四个结合”。
一是需要建立水陆一体思路，实现治水与治陆相结合。河流、湖库、海洋的污染源来自陆地，决定了治水的同时还必须治陆。工业、农业、生活为主要的污染源，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农业与农村污染是最需要给予重点关注的方面，也是治理的重点与难点。
据2010年2月由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以2007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共普查污染源592.6万个，其中工业源157.6万个、农业源289.9万个、生活源144.6万个、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4790个。显然，农业源占多数。在水环境污染中，农业源占重要比重。农业源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相应排放总量的43.7%、57.2%和67.4%。在农业与农村污染治理中，不仅要通过“一控两减三基本”(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的治理途径，逐步实现农业绿色发展，还应当注意汲取传统农业中的生态智慧及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生态循环理念和技术体系，将农业农村环境治理纳入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农业农村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让农业农村从“污染源”转变成为美丽中国的“生态屏障”。
二是需要打破行政界限壁垒，实现上游与下游相结合。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机制”。我们曾经提出建立“首都生态圈”的概念和生态合作的发展理念。从水生态系统角度看，北京与周边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密云水库流域控制面积近1.6万平方公里，其中3/4在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多年平均向密云水库提供地表径流6.45亿立方米，占密云水库入库径流量的87.9%。官厅水库是北京市重要的地表水源地和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涵养区，入库水系包括洋河、桑干河和妫水河，流域面积4.34万平方公里，涉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四省区市。“上游地区生态搞不好，水库的水质就保证不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下游要得到一库清水，需要同周边地区建立生态合作关系。逐步建立流域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均有明确规定。不仅通过跨界断面水质考核形成倒逼机制，以促使上游地区加大污染排放治理力度，还要通过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形成上下游协同共治共管的格局。
三是需要引入控制单元概念，实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精细化管理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本市在社会管理方面建立了以行政单元为基础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强化了区、乡镇与街道、村庄与社区的网格化服务。在水环境污染治理中，也需要突破简单地以行政单元为基础的网格化管模式，探索以控制单元为基础的环境污染治理新思路。以控制单元为基础的环境管理起源于美国的“基于控制单元的水质目标管理技术体系”，也叫TMDL(Total Maximum Daily Loads)，即日最大负荷量。这是美国环保局于1972年在《清洁水法》中提出的水环境管理方法，是在满足水质标准的条件下，水体能够接受的某种污染物的最大日负荷量。这种方法是将可分配的污染负荷分配到各个污染源(包括点源和非点源)，同时考虑安全临界值和季节性变化，从而采取适当的污染控制措施来保证目标水体达到相应的水质标准。我们曾经在太湖流域的相关研究可做借鉴，即构建流域水生态承载力分区调控理论技术体系和容量总量计算分配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编制流域水生态承载力调控方案和容量总量控制方案，从而构建以流域水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包括控制单元划分、排放水文条件确定、污染负荷核定、环境容量核算等关键技术在内的控制单元水质目标管理技术体系。
四是需要构建容量控制体系，实现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环境容量是指在确保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受影响、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污染物的最大负荷值。任何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对污染物的容量都是有限的，水生态系统也是如此，其容量的大小取决于生态空间大小、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污染物物理化学性质。
水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是变化的，需要进行以生态系统健康为基础的承载力评估和以污染物性质为基础的排放标准确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以环境容量动态核算为基础的动态管理技术体系，推进流域水生态系统管理逐步从目标总量控制向容量总量控制的转变。
建立水环境污染的生态系统管理思路，就是要实现从水环境污染防治到水生态系统修复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断，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指南。通过建立水生态系统管理体系，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水生态安全目标将一定可以实现。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国科学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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