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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市促进农民增收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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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办公室 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持续稳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为深入了解本市增加农民收入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办公室与市农研中心成立联合调研组,赴13个涉农区开展实地调研走访,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座谈交流,对比兄弟省市工作情况,分析本市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

  全市农村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2025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012元,同比增长5.4%,位列全国第三;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262元,同比增长4.1%,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8年快于城镇居民;全市城乡收入比为2.29,较上年缩减差值0.03。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经营净收入分别为30207元、5467元、4086元、2252元,占比分别为71.9%、13.0%、9.7%、5.4%,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

  全市城乡居民收入变化及比较分析

  “十四五”期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由2020年的30126元提高至2025年的42012元,累计增长39.5%,年平均增速为6.9%。全市城乡收入绝对差额由2020年的4.55万元扩大至2025年的5.43万元,城乡收入比由2020年的2.51下降至2025年的2.29,累计下降0.22。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经营净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为42.7%、29.1%、31.7%、39.6%,工资性收入增幅最大,财产净收入增速稳中有升。

  构成对比分析。对比全市2025年城乡居民四项收入构成,工资性收入比为2.04,低于城乡居民收入比,工资性收入是保持城乡收入比基本稳定的基础;转移净收入比和财产净收入比分别为3.71和3.31,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比,相对差别较大;经营净收入比为0.42,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高于城镇居民,但农村经营业态相对低效,农村居民在生产经营方面不占优势。

  收支对比分析。“十四五”时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累计增幅12.6%,绝对差距持续扩大。从收入端看,2025年北京的世界500强总部数量达47家,稳居全国首位,集中在金融、科技等高新业态,且多布局于中心城区,高收入群体持续拉高城镇居民收入基数。从支出端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46776元增至54122元,累计增长15.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3574元增至28081元,累计增长19.1%,农村居民人均支出增速大于收入增速,且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城镇。

  各区对比分析。全市农村居民主要集中在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两类区域在资源禀赋和产业政策条件上存在差异。平原新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整体较高,例如,顺义、昌平区依托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5万元,绝对值较高,且城乡收入比较低;生态涵养区受生态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约束影响,收入绝对值较低,例如,全市郊区城乡居民收入比均在2以下,延庆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万元,全市最低,城乡收入比在涉农区最高。

  与部分省市对比分析。如与上海市相比,2025年上海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122元,比北京高611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比北京低538元,但转移净收入比北京高8739元,北京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13.0%。与浙江省相比,2025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154元,比北京高3142元,其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分别比北京低3731元和2711元,但经营净收入比北京高9456元。2025年三地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基本相同,北京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据优势,但转移净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是短板。

  面临的问题

  产业调整影响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增速逐年放缓,在“十四五”时期由11%降低至5.3%,由于工资性收入占据主导地位,其增速放缓成为制约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首要问题。一是就业政策持续收紧。农村地区岗位供给保障不足,就业促进类补贴政策持续收紧,用人单位岗位补贴政策取消,每年约8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受到影响。公益性岗位补贴对象认定标准提高,要求至少连续6个月未实现就业,享受该政策的农村劳动力逐年下降。二是城镇化存在结构性矛盾。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8.2%,远超过发达国家80%的水平,已进入城镇化稳定发展阶段,农转非动能逐渐减弱,但大量乡镇企业被疏解腾退,镇村产业经济总量大幅下降,进一步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三是区域差异显著。中心城区高端岗位与农村劳动力技能不匹配,郊区就业岗位质量偏低;平原新城依托产业基础就业机会较多,生态涵养区受产业发展约束,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少,收入水平差距明显。

  收入再分配政策压低转移净收入。城乡转移净收入差距较大。一是当前收入再分配政策作用不明显。初次收入分配中,城乡居民对生产要素占有数量和质量差异而出现的收入差距状况,再分配政策的改善作用发挥不明显,经过社会保障支出的调节,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二是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与上海和浙江相比,本市收入再分配政策还有较大优化和提升空间。三是养老保障制度有待完善。在制度设计上,针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保障标准不够细化,福利养老金覆盖面窄、补助标准低,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特殊老年群体的兜底保障力度不够。

  农村资源利用不足制约财产净收入。农村资源是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基础,但当前农村各类资产、土地、闲置房屋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开发利用不充分、价值转化渠道不畅,制约农民增收。一是集体资产经营效率低。农村集体资产规模大但开发利用不足,多以土地租赁、物业经营等低收益模式为主,缺乏对资产的精细化运营和多元化开发,导致资产增值空间有限,资产增值能力弱,且利润分配机制不完善,农民难以充分享受集体资产增值带来的收益。二是土地流转价格标准体系不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收入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够成熟,缺乏科学的流转指导价格体系,流转价格多由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受信息不对称、农民议价能力弱等因素影响,流转收益难以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三是农村闲置资源盘活受限。农房流转、闲置农房改造等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存在审批流程繁琐、限制条件过多等问题,农民难以通过资源租赁、入股、合作经营等方式,将闲置资源转化为财产性收入,造成资源浪费,错失增收机会。

  农业产业融合不足限制经营净收入。2025年,北京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不仅是四项收入中占比最低、绝对值最少的一项,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也十分显著。一是缺乏完整产业链条支撑。北京农业产业布局呈现分散化、同质化特征,产业集中度不高,多数农业经营主体仍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未能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农产品品牌化、标准化建设滞后,优质农产品的品牌效应不突出,市场竞争力较弱,农业经营主体抗自然风险和市场波动的能力不强,经营收益难以稳定提升。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偏低。截至2025年,全市第一产业劳动者约24万人,占全市劳动力总数的2.1%,但第一产业GDP占全市GDP的比重仅为0.2%,两者占比严重失衡。数据显示,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全市平均劳动生产率的10.9%,远低于整体水平,反映出农业生产方式较为粗放、科技赋能不足、劳动力配置效率不高,制约了经营净收入的增长。三是生态刚性约束下保障体系不完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划定“三区三线”,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实施刚性管控,其中面积占全市70%以上的生态涵养区村庄受管控要求影响,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产业选择空间有限,绿色发展不充分,当地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结果的实际应用长期处于探索阶段,生态优势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收入优势。

  意见建议

  提升农民可支配收入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的进程中,需精准施策、持续推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强化对农民政策倾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现农民转移净收入较快增长。一是优化农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政策体系,提高低收入救助标准和增长速度、减免农民医疗保险缴费额度并提高医疗报销比例。二是完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对生态涵养区、生态管控严格村庄给予专项补贴,资金由市级财政统筹保障,直接发放至农户。三是创新生态养老保障模式,试点生态涵养区商业养老保险,财政给予保费补贴,持续解决特别严重受限村农民养老问题。四是优化生态区域就业扶持,开发生态管护、山林巡护、乡村文旅服务等公益性岗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保障工资性收入稳定。

  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立足本市农业生产布局与农产品增值需求,以农产品就地初加工、就近增值为抓手,推动农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切实提升农业经营效益与农民收入。一是优化加工节点布局,优先在平原新城粮食、蔬菜、果品主产区就近建设标准化初加工和精深加工点,配套清洗、分拣、分级、包装、预冷、冷藏等基础设施,减少产后损耗、提升产品质量。对加工设施购置、冷链物流建设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二是强化农产品加工空间与用地要素保障,鼓励利用村内闲置建设用地、闲置厂房、废弃场院等存量空间改造建设加工设施,优先保障农产品加工、仓储、冷链物流设施用地,降低用地成本、提高落地效率。三是培育多元经营主体,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牵头运营加工点,鼓励以股份合作、订单农业、保底分红等方式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优先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参与加工、分拣、包装等环节就业,实现“就地加工、就地就业、就地增收”,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与工资性收入。

  科学发展林下经济。立足本市生态涵养区资源禀赋,依托集体林地、生态绿地等空间,将生态管护与农民增收紧密结合,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营收益与财产收益。一是规范林下经济发展路径,重点发展林下中药材、食用菌、特色林果、生态养殖及林下休闲观光等低冲击、可持续业态,避免大规模开发,兼顾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二是强化政策精准扶持,对符合生态要求的林下经营项目给予种苗、设施、保险及技术指导支持,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农户与村集体参与门槛,提升经营便利性。三是搭建产销对接与服务平台,畅通林下产品就近供应、社区直供、单位团购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提升经营效益,推动形成“生态养护+资源利用+农民增收”良性循环,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水平。

  优化城区对口帮扶体系。进一步强化跨区域和区域协同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一是完善城区与生态涵养区对口支援机制,除了资金支持外,实施教育、科技、卫生、产业、人才等多方面帮扶,形成“一对一”精准支援格局。二是推动城区企业向郊区转移非核心就业岗位,对转移岗位并优先录用农村劳动力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岗位奖励,每年定向转移优质岗位,稳定农村工资性收入。三是促进城乡康养与服务双向流动,引导城区老年群体到乡村开展康养旅居、休闲养老,带动乡村康养、民宿、生活服务等业态提质增效,实现农村居民进城就业、城区人口下乡康养的良性循环。四是搭建城区优质农产品直供消费平台,推动郊区新鲜、优质、高端农产品精准直供城区市场,拓展乡村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展销渠道,全面畅通从乡村优产到城区直供的高效流通通道,以庞大的城市消费需求带动农村经营收入持续增长、就业岗位长期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