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菲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在对外交流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全国人大网站开设英文版，定期发布立法动态与白皮书；广西人大常委会邀请东盟国家议员和留学生实地参访人大代表联络站……这些实践拓展了传播渠道和形式，但传播效果仍然有限，国际受众对人大制度的理解与传播投入并不匹配。当全过程人民民主、代表联系群众、民主集中制这些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内涵清晰的概念被翻译为外语时，国际受众往往用另一套认知框架来接收它们，以为读懂了，实际上理解的和原意并不一致。这种意义在跨文化传递中发生的偏移，正是“转译”所要解决的问题。
转译是指超越语言转换的跨文化意义重构过程。它不只是把中文词汇转换成外文词汇，更是把植根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深层逻辑转换成另一种文化背景受众能够识别和接受的经验形式。用转译来分析人大制度国际传播的障碍，意味着分析重心从传播内容的供给端转向意义生成的接收端，关注的不是传播者说了什么，而是受众在自身的认知框架中生成了什么。核心问题是：意义在跨文化传递中为什么会发生偏移？这种偏移发生在哪些环节？下面从概念、叙事和认知三个层面逐一分析。
一、三重机制性障碍的构成与递进逻辑
机制性障碍由传播系统的结构性特征产生，无法通过单一环节的调整来解决。操作层面的困难可以通过改进技术、增加投入等手段来解决，机制性障碍则源于传播系统本身的运行逻辑。也就是说，它不是某一次操作失误造成的，而是这套做法本身就会导致的结果。只要传播系统按现有的方式运作，障碍就会反复出现。
（一）三重障碍对应三个传播环节
人大制度国际传播中的机制性障碍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概念层面，核心术语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发生意义错位，即“概念不对等”，它源于话语编码环节的“编码差”，作用范围是单篇内容的组织；叙事层面，信息结构与国际受众的认知习惯不匹配，即“叙事不对应”，它源于内容生产环节的“结构差”，作用范围是整个内容生产的模式；认知层面，底层框架不兼容，即“认知不匹配”，它源于意义接收环节的“语境差”，决策权在受众的认知框架中。
（二）结构差构成编码差的根源
内容生产的整体模式决定了每一篇内容怎么组织，而单篇内容的调整改变不了生产模式。内容生产的整体模式是编码方式的主要来源，从业者之所以按照某种方式组织某一篇具体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个内容生产体系就是这样要求的。因此，概念不对等虽然表现为术语层面的意义错位，其根源却在内容生产的模式层面。概念不对等和叙事不对应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障碍，而是同一根源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将其列为两重障碍，是因为它们作用于传播过程的不同环节，需要不同的回应方式。在因果链条上，它们之间存在先后关系。因此，解决概念不对等的努力不能停留在单篇内容的编码层面，还需要同时改变内容生产的整体模式。
（三）三重障碍的维持因素性质不同
概念不对等的编码差与话语生产方式有关。政治话语长期服务于国内宣传需求，跨文化传播被视为翻译工作的附属环节，编码方式没有因为受众的变化而调整。国际传播部门的考核指标偏重发布量而非理解度，内容生产也缺乏改变编码方式的内在动力。
叙事不对应的结构差与内容生产模式有关。系统性介绍被作为默认的叙事模式，传播效果的衡量又以发布量为核心指标，缺乏对受众认知过程的追踪。
认知不匹配的语境差与前两者性质不同。它不是由某一具体制度或行为维持的，而是由两种文化框架本身的历史差异决定的。传播者处于高语境文化中，话语表达依赖于共享的文化背景；受众处于低语境文化中，需要明确的语言编码才能理解。
二、“概念不对等”表现为核心术语的语义错位
人大制度涉及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这些概念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但在国际传播中面临一个结构性问题：概念的能指与所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会发生错位。
（一）民主概念体现中西逻辑分歧
以民主为例。西方政治学往往将民主窄化为竞争性选举和多党制；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贯通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统一。两个民主共享同一个词汇，却指向不同的政治逻辑。国际受众往往用自己固有的民主框架来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认知错位。
（二）代表、集中、协商同样存在错位
在人大制度国际传播中，代表、集中、协商三个概念也经常出现错位。中国的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有本质不同，产生方式和构成结构都不一样；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也不是西方话语中与分权相对的那个集权；中国的协商民主，其广泛性和制度化程度更是远超西方语境中的协商概念。
（三）概念不对等的根源在编码环节
话语生产者在撰写国际传播内容时，习惯按照国内语境中的概念组合和表达方式来组织语言。这套编码方式是在国内传播实践中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内指性。当这些内容进入跨文化传播，国际受众按另一套框架解码时，编码与解码之间就会出现结构性错位，概念不对等由此产生。
三、“叙事不对应”造成受众认知入口的缺失
概念不对等作用于单篇内容的语言组织，叙事不对应则作用于整个内容生产模式。
（一）系统化叙事框架预设了受众的认知门槛
中国政治传播的内容生产倾向于以系统性介绍为主导模式，按照制度性质、制度构成、制度职能、制度优势的逻辑来组织。这种框架预设受众具备相应的背景知识，但这一预设在国际传播中并不成立。叙事模式一旦固化，每一篇内容都会被要求按照这个框架来组织语言，概念不对等的问题就会在同一套框架下不断重复。而这种固化的框架在跨文化语境中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受众认知入口的缺失。
（二）宏观框架无法提供受众所需的认知锚点
受众的认知过程有其自身规律。传播学者艾宾浩斯的研究揭示，信息接收者在面对陌生信息时，需要具体的锚点来完成认知的初步锚定。对于不了解中国政治制度背景的国际受众而言，“人大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句话不是一个信息，而是一个谜语，他们缺少理解这句话所需的前置知识。
国际主流媒体的政治报道更倾向于从故事进入问题、从个案延伸制度，先给受众一个具体的锚点，再自然走向制度层面的理解。与这种做法相比，系统性介绍模式未能提供类似的认知入口，导致受众难以建立与制度信息之间的有效连接。
四、“认知不匹配”源于中西文化框架的深层差异
认知不匹配对应的是意义接收环节的语境差，来自传播者与受众文化框架的差异。这与前两重障碍的区别在于：编码差和结构差的维持因素是具体的、可解剖的，即特定的制度安排、机构行为和人才结构，因而可通过针对性调整来改变；而语境差的维持因素是两种文化框架本身的历史差异，不是某一具体制度或行为。这是三重障碍中最难克服的一重，只能通过创造共同认知经验来部分弥合。
（一）中西政治文化传统存在根本差异
概念翻译可以更精准，叙事方式可以调整，但更深层的机制性障碍是理解民主、代表、权力这些词所使用的底层框架与受众的底层框架可能完全不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强调权力制衡、个人权利、多党竞争，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蕴含着协商、和谐、集体利益。人大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运行逻辑与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中华文化理念一脉相承。这套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与西方受众习惯的底层认知框架截然不同，因而在国际传播中极易发生根本性的误读。
这种框架差异，在文化人类学家霍尔看来，体现为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的结构性隔阂。中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国家，人大制度的话语表达带有明显的高语境特征，许多含义依赖于对政治传统和历史脉络的共享理解。而国际受众多处于低语境文化中，习惯于明确、直接的语言编码。当高语境的信息传递给低语境受众时，深层的逻辑往往在传递中被折叠，只留下字面意思。
（二）语境差构成前两重障碍的边界
正因为这道边界的存在，当受众的文化框架与传播者完全不同时，即使传播者改变了编码方式和生产模式，意义仍然无法生成。这也意味着，单纯依靠传播端的单向发力，已经无法跨越这道鸿沟，必须转向受众端的互动与共建。
五、突破机制性障碍的三条路径
三重障碍分别存在于话语编码、内容生产、意义接收三个环节，三条路径正是针对这三个环节设计的回应，其效力边界和主次关系是从近年来地方人大对外交流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三条路径的有效性建立在一个共同前提上，即受众对人大制度至少持有中立态度，愿意接触来自中国政治制度的信息。对于已经形成强烈负面预设立场的受众，三条路径的入口都不存在，推广需要选择受众预设立场相对中性的区域和群体作为突破口。
在这一前提成立的情况下，三条路径之间存在主次关系。叙事转换处于优先位置，它是场景重构和参与式对话的前提条件。这种优先性指的是逻辑上的先后，而不是重要性的排序。因为结构差制约编码差，不改变内容生产的整体模式，单篇内容的编码方式调整会被旧模式持续消解。场景重构和参与式对话不涉及先后关系，各自从不同环节回应各自的障碍。
（一）叙事转换改变内容生产的整体模式
叙事转换针对的是结构差。解决之道是改变内容生产的整体模式，用个体故事来代替系统描述。
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受众在面对陌生信息时，对个体故事的关注度和记忆度显著高于对系统描述的关注度和记忆度。一个有名字、有面孔、有情节的人物故事，比一段制度优势的概括性陈述更容易跨越文化边界。目前，我国有各级人大代表262万多名，其中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约247万名，来自农村、少数民族、工人群体的代表具有丰富的个体叙事资源。这些代表如何通过调研发现问题、如何将问题转化为建议、如何推动问题解决，这些具体过程比任何抽象的制度介绍都更能让国际受众理解人大制度的运行逻辑。
个体叙事需要与制度性阐释配合使用，才能完成从感知到理解的递进。尽管近年来官方外宣渠道陆续推出了一些代表个体故事的专题报道和图书，但在日常的国际舆论场中，这类故事仍未形成规模化的传播声势，难以穿透西方主流媒体的叙事壁垒。
（二）场景重构替代抽象制度阐释
场景重构针对的是编码差。其做法是改变单篇内容的编码方式，用具体的治理场景来代替抽象的制度阐释。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概念如果直译的话，国际受众听到的只是一个陌生术语。要打破这种概念上的隔阂，讲述一个具体的履职场景往往更有效。2024年全国两会上，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永利彝族乡古路村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郑望春提交了一份消除农村网络盲区的建议。这份建议被列为重点督办事项，最终推动了全村网络覆盖。在这个故事里，受众不需要被告知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他们自己就能从问题、程序、解决的叙事链条中领会民主的运转逻辑。
场景重构解决的是认知入口问题，不是概念定义问题。受众通过一个案例理解了人大代表建议能够推动问题解决，但这不等于理解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竞选民主在制度设计上的区别。场景重构的作用是为后续的概念理解提供经验基础。
近年来，地方人大已经开始探索这种场景化的对外呈现方式。据广西人大网报道，2024年广西人大常委会组织多批议员和留学生参访人大代表联络站，展示人大制度运行场景。这些实践的有效性建立在受众对人大制度持有相对友好的态度、具备一定认知开放性的基础之上。此外，场景重构要真正发挥作用，不能仅靠线下参访，还需要与线上多语种覆盖的拓展同步推进。
（三）参与式对话创造共同认知经验
参与式对话针对的是语境差。语境差无法通过改变编码方式或生产模式来消除，只能让受众进入人大制度的运行场景，在参与和互动中自己发现制度的运行逻辑。
从单向传播转向参与式对话，意味着邀请国际受众进入人大制度的运行场景。广西的实践表明，当外宾和留学生以参访体验而非政治教育的心态进入人大和代表联络站的场景时，他们的提问是具体且具有开放性的。至于代表怎么联系群众、群众意见怎么被采纳，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是在现场观察和对话中自己发现的。
参与式对话的作用不在于一次性解决认知不匹配，而在于为长期的认知调整创造起点。一次参访可能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但可能让他从完全不了解变为愿意进一步了解。认知不匹配的消除需要长期的、系统性的对话来支撑。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主动设置人大制度相关议题，是参与式对话的更高形态。
六、结语
人大制度国际传播效能不足的根源，不在于信息供给量的短缺，而在于话语编码、内容生产、意义接收三个环节存在的机制性障碍。由于编码差受制于结构差，单在编码环节做修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叙事转换因此处于优先位置，它为场景重构和参与式对话发挥作用提供前提。
但传播模式的改变并不能覆盖全部问题。最深层的中西文化框架差异很难单靠话语解释来消除。一种制度要跨越文化壁垒，最终靠的不是传播技巧，而是实际成效。
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多元诉求转化为国家意志，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实现了快速发展。这些实实在在的治理绩效，是人大制度国际传播中最具说服力的素材，也是所有突破路径能够成立的最终依据。用实践作答，用成效说话，这才是跨越文化隔阂、让世界读懂人大制度的最有效转译。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学术研究项目“广电视听国际传播效能评估标准和机制建设研究”（ZGL2025XSW01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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