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岳
2026年，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前，中国共产党这艘红船在“北京孕育、上海制造、南湖启航”，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主要体现为“四个率先”和“成员培养”。
率先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立足北京、影响全国，发挥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大同学》一文，其中介绍“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是也。”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出现马克思的名字。
1919年2月，日发行量8000份的北京《晨报》，其副刊增添“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宣传“东西学者名人之新著”，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作为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以“专号”“专栏”等形式，先后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马克思研究专栏”“俄国革命纪念专号”，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其“名著”栏目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的一段内容，编者按语强调“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新青年》从四卷一号始，由编辑部同仁轮值编辑。1919年5月，李大钊轮值主编六卷五号时，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了八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就有他撰写的长达26000余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于拖期，该号当年9月才出版；该文分两次刊登，1—7节在六卷五号、8—11节在六卷六号）。李大钊从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文中还节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主要部分，同时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另一个是“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关系必须随着他变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两个要点：一是“余工余值说”，二是“资本集中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段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该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对当时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据不完全统计，李大钊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三年中，发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共计181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人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后在北京大学西斋建立一个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进行专题研究，举办讲演会，举行辩论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立足北京、影响全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上发挥了引领作用。“正是李大钊同志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9日第2版）
率先深入工厂、开展工人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中有这么一句话，“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
长辛店铁路工厂是京汉铁路的北方大厂，它的管理人员不是法国人就是比利时人担任。大多数工人来自京汉铁路沿线，有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有贫苦农民。工人们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可收入很低。普通工人月薪8至12元，而外籍员工却300元起步，薪资差距悬殊。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后，李大钊派邓中夏等人来长辛店开展工作，与当地工人建立了最初的联系。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除了创办工人通俗刊物《劳动音》《工人周刊》等，1921年1月，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白天教子弟，晚上教工人”，既教识字、算数等文化知识，更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工人为什么穷，用“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比喻，强调工人们要团结，“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转化为工人能听懂的家常话，工人们明白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原来自己受穷不是命不好而是社会不好，意识到团结的力量，革命的种子在他们心中悄然萌发。
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5页）。1921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人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他们成立了京汉铁路第一个工会组织——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有了工会做靠山，工头儿就不敢随意欺压工人了，工人的待遇也提高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称赞说，“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
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代表向党的“一大”所作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近三分之一篇幅谈到长辛店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率先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成就“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佳话
酝酿和筹建中国共产党，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开始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之说。
1919年6月初，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北洋政府警察拘捕入狱。三个月后，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同意他以胃病为由保释出狱，但规定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1920年1月，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返京后受到警察监视，很难在北京待下去了。
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一辆带篷的骡车，从北京朝阳门驶出，急匆匆南下而去。车上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一位，头戴毡帽，身上的背心油光光的，看上去像个“掌柜”。坐在车把上的这位，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着副眼镜，带着几本账簿，印上店家的红纸片子，像是随掌柜收账的“账房先生”。一路上，遇到打尖儿住店的事，“掌柜”的几乎不说话，全由操着一口乐亭话的“账房先生”应酬。这二位身份可不一般，“掌柜”的是41岁的陈独秀，“账房先生”则是31岁的李大钊。
李大钊就义后，1927年5月22日，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对着学生、教职员和各界群众代表，充满感情地发表了《报告李守常事略》：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高一涵报告李守常事略》，汉口《民国日报》刊发《中大热烈追悼南北战士》的报道，1927年5月24日）由此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段佳话。
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拿不定主意，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和张申府研究后回信：就叫共产党。对此，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在上海躲避直皖军阀战乱的张国焘回到北京，给李大钊带来陈独秀的口信：“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9月中旬，为了迎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张申府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他们二人“探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9月下旬，张申府返回北京，“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
1920年10月，离紫禁城不远的沙滩北大红楼，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11月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座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红楼，正是“南陈北李”携手播撒革命火种的重要阵地。恰如流传至今的诗句所赞：
北大红楼两巨人，
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
日月双悬照古今。
寥寥数语，精准勾勒出两位先驱的历史形象，更镌刻下他们为建党大业立下的不朽功绩。
率先与俄共（布）接洽，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创建进程
1920年4月，俄共（布）派出一行五人的代表团，以俄文《生活报》记者身份为掩护，以筹办“俄华通讯社”的名义，从海参崴绕道日本来到北京，希望了解中国革命情况、与中国进步力量建立联系。代表团负责人名叫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随行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夫人马马耶娃，以及一名翻译即中国人杨明斋。
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后，通过天津北洋大学俄籍教员、俄国驻天津文化联络员柏烈伟（同时也在北京大学任教）、伊凤阁（俄国汉学家，俄文名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的介绍，见到了李大钊。维经斯基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召开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北大进步学生参加的座谈会，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指出中国要摆脱落后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像苏俄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创建像苏俄那样的布尔什维克党。他还赠送了从苏俄带来的《国际通讯》《震撼世界的十日》等俄、德、英文版书刊。
几次座谈会后，维经斯基认为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有自发性的雏形组织，北京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北京是中国北洋军阀盘踞的反动堡垒，政治环境极为险恶，工人阶级的队伍不够强大。而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集中地，工人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特别是从北京去上海的陈独秀，团结了一批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新青年》杂志迁沪出版，有更好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建议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5月，维经斯基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函前往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处多次长谈，就中国革命问题充分交换意见。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建议加快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进程。作为建党的第一步，陈独秀与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建党准备。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的筹划，加快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
培养先进分子、发展早期党员，为党的成立打下力量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国内外八个地方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共有党员50多名。其中，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先后就有17名：李大钊（就义）、张申府（后为旅法支部，后退党）、张国焘（叛变，开除出党）、罗章龙（开除出党）、刘仁静（开除出党）、邓中夏（就义）、高君宇（病逝）、范鸿劼（就义）、何孟雄（就义）、张太雷（牺牲）、缪伯英（病逝）、宋介（后沦为汉奸）、吴汝铭（开除出党，叛变）、李梅羹（病逝）、朱务善（赴苏蒙冤，1955年归国）、江浩（病逝）、陈德荣（脱党）等，这些早期党员总体上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展现了伟大建党精神。
八个早期党组织中，有七个党组织负责人与北京尤其是北京大学密切相关，即上海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李大钊（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长沙毛泽东（北京大学图书馆试用书记）、广州谭平山（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济南王尽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旅法张申府（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室秘书）、旅日施存统（1919年底前往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全国50多名党员大多和北京有联系，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北京大学校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或通讯会员。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其他34名党员，许多都经陈独秀、李大钊等北大人直接或间接介绍入党。出席一大的代表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五人，占总数的38.5％。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考察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北京市始终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通过系统推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区建设，31处革命旧址经过提升改造和精心修葺，已焕然一新并面向社会开放。这些镌刻着历史印记的红色地标，不仅是首都城市精神的重要象征，更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持续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供着鲜活的历史课堂。
（作者系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本文转载自《北京文史》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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