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文 ／ 宋传信 苏峰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从1953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很不齐全、国内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人才缺乏、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等因素，“一五”计划采取边制订、边执行的办法，不断修改、调整，直至1954年9月形成草案，1955年7月由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也开始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计划编制：缺乏经验，摸索前进

　　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特别是在朝鲜战场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较量后，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状况，更为迫切。国家“一五”计划是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步骤，其基本任务是集中资源建设由苏联援助的（习惯上称）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以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进行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国家“一五”计划正式通过的时间较晚，但其宏伟目标和基本任务，随着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已经家喻户晓。

　　北京市的计划工作，是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后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摸索前进的。依据国家“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对地方计划的要求，1953年9月，北京市财经委员会编制完成北京市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纲要草案，初步提出工业、农业、贸易、市政建设等发展指标；10月，北京市计划局成立。11月，中共北京市委就草拟五年计划作出决定，提出把首都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的设想，以及工业、农业、商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城市公用事业、文教卫生和劳动工资8方面任务。由此，市计划局完成北京市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于12月报中共中央华北局财经委员会。

　　由于建设规模一度超过国力，1954年9月，全国第一次计划会议召开，会议强调经济发展的平衡要求，讨论了1955年计划控制数字以及制订计划相关问题。根据会议精神，参考华北局财委的分配指标，市计划局于10月向市委、市人委（1954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改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报送《关于修改北京市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下调工业总产值、粮食产量和基本建设投资等主要指标。12月，北京市“一五”计划草案正式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为进一步加强计划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充实各级计划机构。1955年1月，北京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同时撤销计划局。同年一二月间，第二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主要讨论确定地方的“一五”计划指标和发展方针。这次会议核定的北京市计划指标，多数进行了压缩。于是，市计委对发展指标进一步修订。10月，《北京市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上报国务院，11月批准下达。

　　计划指标：宏伟蓝图，初步绘就

　　北京市“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和支援国家“一五”计划中在北京新建厂矿的建设，并对全国新建扩建的重点工程进行有力的支援；发掘现有工厂的潜力，并在供产销平衡的基础上，适当新建扩建部分地方工业企业；基本上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积极稳步地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从生产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照顾远景，有重点地进行城市建设；随着工业生产建设的需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根据国家分配的投资额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合理部署的原则，逐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适当满足本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根据上述任务，对北京的工业、农业、城市建设、运输、商业、文化教育6大部分的发展指标作了规定。比如，工业方面，1957年全市地方工业总产值9.14亿元（1952年不变价格），比1952年增长97.3％。农业方面，粮食总产量2.49亿斤，比1952年增长7.1％；五年内，建立2个国营机械化农场，造林7.25万亩（主要是绿化西山）。城市建设方面，五年内完成自来水管线由1952年的666公里，到1957年增至1141公里；道路由1952年的378公里，到1957年增至710公里；公共汽车由1952年的197辆，到1957年增至471辆。交通运输方面，逐步减少马车和马车运量，五年内新购车辆491辆，拖车102辆。商业方面，1957年商品流转总额13.8亿斤，比1952年增长84％。人民生活方面，地方企事业部门职工（不含私营）由1952年的约12.73万人增至1957年的22.3万人；地方工业部门1957年平均工资增至638.6元，比1952年增长42.1％；医院病床由1952年的1462张，到1957年增为5918张；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加强工农业余教育，扫盲班五年内毕业16.6万人；五年内发展电影院6个，文化馆18个。

　　北京市“一五”计划强调，要贯彻为生产、为劳动人民、为中央机关服务的方针（即“三为”方针）。比如，工业部分指出：“目前北京市地方工业突出的问题是产品质量不好，有的十分低劣。多数工厂的产品不如国内先进的工厂。这种落后状况与首都的地位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和人民需要，是极不相称的。必须大力改变这种情况，生产尽可能多的品种和质量良好的产品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农业部分要求：有计划地发展蔬菜生产，积极地增产乳、肉、水果，以保证首都人民足够的蔬菜和牛奶、北方水果、鸡鸭鱼肉的供应，努力提高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的产量。“三为”方针成为首都建设的长期指导原则，后来发展为“四个服务”，是中央对首都工作的基本要求。

　　计划实施：激情燃烧，奠基创业

　　1955年7月，国家“一五”计划正式公布后，北京市各单位采用座谈、读报、展览等形式进行宣传和学习。一位老工人说：“五年计划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我从心眼里高兴，我们工人阶级必须保证实施它。”大批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奔赴祖国各地，投入工业建设。在首都美好前景的鼓舞下，“为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口号回荡在北京城乡。各具特点的劳动竞赛活跃在京华大地上：1954年，技术革新运动；1955年，厉行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1956年，先进生产者运动；1957年，增产节约运动。经过五年的艰苦创业，北京市“一五”计划的绝大部分指标都提前或超额完成。

　　一是奠定工业发展的基础。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1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9.5％，超过计划规定14.6％的指标。有些重要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开始起步。新建工厂17个，其中限额以上的有机械印染厂、毛纺厂、窦店砖瓦厂、玻璃厂、制药厂、灰石厂、食品厂7个。积极配合和保障中央国营企业的建设，限额以上的项目有第三机床厂、人民机器厂、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国棉三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电子管厂、石景山发电厂、北京热电厂、京西矿务局等25个。

　　二是农业布局渐趋合理。有少数指标没有完成，但1957年农业总产值完成5亿元，比1952年的3.6亿元增长38.9％，平均年递增6.8％。蔬菜生产迅速发展，播种面积由1952年的14.7万亩扩大为1957年的28.3万亩。为满足牛奶消费需求，在京郊的国营农场建立奶牛饲养基地，到1957年共建立东郊、西郊、南郊、北郊4大农场奶牛基地，基本能保证产妇、婴儿等特需人群的供应。还建设双桥、永乐店、南口等农场，作为副食品基地。小西山石头多，土质少，造林艰难，连苏联专家看了都直摇头。市农林技术人员不信邪，不畏难，反复试验，找到办法。在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持下，连年植树，原已光秃秃的小西山逐渐披上绿色，完成大部分指标。

　　三是城建市政发展迅速。“一五”期间，房屋竣工面积1700万平方米，相当于解放初整个北京城的房屋建筑面积。陆续建成北京饭店西楼、友谊宾馆、西苑饭店等接待设施，建成北京体育馆、北京西郊射击场、北京工人俱乐部等文体设施，建成王府井百货大楼、甘家口商场、酒仙桥商场、永定路商场、木樨园商场等服务设施。国家“四部一会”办公楼在三里河落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第一批砖混结构建筑。新建道路545公里，主要有西长安街、西单到复兴门等40条。新建2个水源厂、自来水干管192公里。疏浚南北河沿、北新华街、安定门、棋盘街、崇文门等下水道系统，把100多条臭水沟改为地下水道，改善了城市环境状况。

　　四是文教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北京继续保持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西郊海淀崛起以“八大学院”为主的一批新建高校，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连成一片，为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奠定基础。筹建北京工业学校、农业学校、戏曲学校、卫生学校、护士学校等一批中等专业学校，以满足经济建设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为更多培养中小学教师，市委决定创建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并要求区县开办师范学校。五年内新增医院病床4520张，新建积水潭医院、朝阳医院、儿童医院、结核病院等。新增电影院14座，新建游泳池1座和运动场3个。

　　五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新建厂矿企业，有力解决了居民就业问题。1957年北京市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均工资764元，比1952年提高38.2％。京郊农民人均纯收入136元，比1952年增长40％。随着各类文化设施的配备，群众文化生活日益充实。新旧中国的强烈对比，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充满热爱，当家做主的豪情迸发出巨大的劳动创造力。

　　北京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是新中国首都建设的奠基之作，是一座千年古都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步，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建设能力的初步展现。这段历史留下的，不仅是有形的城市肌理，更是无形的精神财富——那种在艰难条件下开创事业的勇气，那种平衡多重目标的智慧，那种为人民建设美好城市的初心。这些对于今天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主要参考书目：《北京市计划报告集》《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