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清王朝的统治由盛转衰，西方列强乘机打开中国国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王朝首都的北京，同时感受到内外压力，开始走上变革的道路。民国时期的北京，经历数次政权更迭，由首都降格为“特别市”、普通市，并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八年蹂躏，最终在1949年和平解放后被确立为新中国的首都，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新生。100多年中，北京城市发展总体上呈现从封建皇城向近代城市转型的特征。
两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北京
清嘉庆、道光时期，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间起义不断发生，京畿要地也不能幸免。1813年，劳动人民出身的约200名天理教众突然起事，攻打紫禁城，嘉庆帝哀叹此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中国非法走私鸦片，致使京城烟毒泛滥。从王公权贵，到下级官吏、普通百姓，均深受腐蚀。慑于烟毒的危害，1838年开始，道光帝发起了禁烟运动，在北京地区，严惩了一批吸食的亲贵、官员、兵丁，改善了北京的社会风气。
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在战败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的侵略，加上清政府在战败后抱残守缺，使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立即发动了以攻占北京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半年内挺进到距北京仅200余里的天津静海、独流一带。京师震恐，官员、商人纷纷外逃，“正阳门外大市若荒郊无人迹”。为增强京城防务，咸丰帝设立了京师巡防处，负责维持京畿治安，搜捕太平天国北伐军密探，统一调度军队。1855年，太平天国北伐失败，北京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
清廷在应对国内危局的同时，又受到了列强的侵略。1856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承德。这是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第一次沦陷于外国侵略者之手。英法联军在京城内外大肆搜刮，他们掠夺、烧毁了西郊的圆明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闯入紫禁城及各部衙署抢夺财物。平民百姓受侵略者戕害者不计其数。英、法两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攫取了更多在华权益。根据条约规定，各国战后纷纷在东交民巷一带建立公使馆。近代外交机构、外交人员的长期存在，是这时北京城的一大变化。
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有见识的在京士人起而思索救国之道。嘉庆、道光年间，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人多次进京求学、任职，他们志同道合，常在宣南、陶然亭等地聚会，共同提倡经世致用，力图扭转社会风气。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京官员弹劾在战争中丧权辱国的琦善、奕山等权贵，营救因抗英反被革职拿问的爱国官员姚莹，表达了积极的爱国情感。
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期间的北京
1861年，咸丰帝病逝，恭亲王奕诉与慈禧太后在北京联合发动政变，掌握了中央权力。由奕诉在中央主持，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全国逐渐展开，开始主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用、民用企业。洋务运动为北京带来了许多新变化。首先，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位于东城东堂子胡同，负责办理洋务、外交等事宜。总理衙门的设立反映了清廷与列强交好、进行平等外交活动的意愿。1862年又在总理衙门内设同文馆，起初是为了培养外交翻译人员，后来又陆续开设医学、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课程，推动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北京开办。1872年，通兴煤矿在京西创办，这是北京的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1883年，清政府又创办了神机营机器局，制造西式枪炮。此外，西山煤矿、北京机器磨坊、通州机器磨坊等商办企业的创立，反映了北京民族资本的萌生。不过，当时的京畿地区社会风气较为保守，朝中顽固派势力庞大，他们以伦常名教为宗旨，反对与外国平等交流，抵制一切西方事物。顽固派与洋务派矛盾尖锐，挑起了多次论争，阻碍了北京乃至全国洋务事业的发展。例如贯穿洋务运动始终的修筑铁路之争。1865年，英国人在宣武门外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引起“群情骇怪”，很快就被拆毁。此后请修铁路的建议在顽固派的抵制下大多未获批准。顽固派不能认识到修筑铁路是发展中国工业的关键所在，反而认为这是违背祖制、破坏风水的行为。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才修成唐山至天津、台北至基隆等寥寥几条铁路，总里程仅有447公里。
洋务运动期间，为满足自身享乐需求，慈禧太后授意重修西苑三海和万寿山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两项工程共耗费上千万两白银，大部分挪用自北洋海军经费。为举行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清廷提前几年筹备，包括置办皇家用物，修葺宫殿，在京城内外搭建龙棚、戏台、牌楼、彩灯等，总耗银也有上千万两。皇室的奢华靡费，严重影响到国家国防建设。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万寿庆典工程仍未完全停止。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签订创巨痛深的《马关条约》告终。1895年春，签约消息传回京师，引起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强烈不满。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组织下，他们齐聚在宣武门外松筠庵，上书要求朝廷变法，这就是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康有为又多次向清廷上书，阐述其变法维新主张，并在北京创立强学会、保国会，鼓吹变法。
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全面进行改革。然而由于改革触动了守旧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既得利益，变法在进行了103天后就遭到镇压。慈禧重新训政，幽禁光绪帝，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处决了谭嗣同等六名维新志士。绝大多数新政措施都被废止，只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开学，是为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教育的开端。
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北京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华经济侵略，使中国失业人口激增。再加上连绵不断的天灾，造成民不聊生。困苦的生活状况，以及外国势力的为非作歹，激发了底层百姓的排外心理。1899年至1900年，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西部兴起，并迅速扩展到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活跃在京城内外。义和团大量张贴揭帖，积极发展团民，吸收了一大批底层百姓。
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敌视西方，希望借义和团之手打压西方在华势力。1900年夏，在清廷的默许下，义和团在京畿一带焚烧教堂、洋房，杀害教民，并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义和团运动令列强震恐，英、美、日、俄等八国组建起联军，向北京进犯。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离。侵略者残酷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大肆劫掠官家与民间财物，毁坏城墙城门等建筑，对北京造成了严重破坏。次年，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在东单建立克林德碑，以“纪念”遇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列强强迫东交民巷附近的衙署、民居一概迁出，扩大使馆区范围，建立军营、行政机构，将使馆区变为真正的“国中之国”。
为挽救清朝国运、获得列强支持，1901年初，慈禧在流亡西安期间宣布施行新政，标志着清末十年新政的开始。新政期间，北京城市的近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步：1902年和1905年，分别成立内城工巡总局和外城工巡局（后更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负责维持城市治安、进行市政管理；成立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开始为城市居民供电、供水；首次建立城市公园，在西直门外修建了农事试验场，设有万牲园、植物园，向市民开放；兴建商品陈列所，展览各省所产国货……此外，在交通方面，京奉、京汉、京张等铁路通车，正阳门东、西车站成为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在工业方面，开办了一批公私实业公司，如京张制造厂、溥利呢革公司、丹凤火柴厂、京华印书局、贻来牟和记面粉公司等。在商业、金融方面，前门附近建立了综合性百货商场——京师劝工陈列所；成立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教育方面，扩建京师大学堂，成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成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陆军贵胄学堂等一批新式职业、军事学校。
清朝末年，尽管统治阶层已承诺实行宪政，并取得了一些建设成果，但由于内部的权力倾轧使清廷的政治信誉濒临破产，新政的诸多举措靡费甚巨导致民怨沸腾，人民群众对清廷的反抗不断发生。立宪派多次组织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却被清政府拒绝。革命者则在京师进行了两次暗杀活动，分别为1905年吴樾炸伤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以及1910年汪精卫、黄复生等人密谋行刺摄政王载沣。这些活动都对清朝统治造成了冲击。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革命党人张绍曾、吴禄贞、王金铭等分别谋划在京郊发动武装起义，实现“首都革命”，虽均未成功，但极大地震撼了统治者。摄政王载沣被迫起用已被免职的袁世凯，诏其进京组阁，授予军政大权。袁世凯在取得了孙中山推举其为临时大总统的承诺后，迫使清帝逊位。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1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临时参议院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以南京为民国首都。然而袁世凯不愿离开他的北方势力范围，以北方无人镇守为理由拖延，又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1912年2月29日和3月1日，北洋军两次在城内烧杀抢掠。西方列强也纷纷调兵入京，迫使革命派让步。临时参议院被迫同意袁世凯在北京任职，并于当年4月将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北京开始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公然破坏《临时约法》，引发革命党人的反抗。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强迫北京的国会进行总统选举，并组织军警成立“公民团”，逼迫国会议员将袁世凯选为大总统。就任大总统后，袁世凯大步朝恢复帝制迈进。1914年，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强化总统权力，又于年底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延长总统任期至终身。他还仿照封建帝王，先后到孔庙祭孔、天坛祭天。1915年，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各种“请愿团”在北京向参议院提交请愿书，要求恢复帝制，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在一系列丑剧后，袁世凯于当年12月宣布称帝。全国人民强烈反对袁世凯称帝，迫使其在1916年3月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实权成为北洋各系争夺的对象，军阀之间不断爆发混战，殃及北京郊区，造成生灵涂炭。皖系段祺瑞，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先后进驻北京。期间还出现过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复立溥仪称帝的闹剧。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控制中央政府，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受到北京各界团体的盛大欢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铁狮子胡同行辕。灵柩先移至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后被安放在西山碧云寺内。1928年6月，国民党“二次北伐”进驻北京。7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党大员在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灵大典。1929年，南京中山陵竣工，孙中山灵柩自北京运往南京安葬。
北洋军阀与西方列强勾结，出卖中国权益，北京百姓与全国人民一起进行了多次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1915年，谋求称帝的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一出，民意沸腾。北京市民在中央公园集会抗议，发起抵制日货和爱国储金运动。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随陈独秀由上海迁往北京，使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9年，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北京3000多名爱国青年学生来到天安门集合。他们高举“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等标语，反对政府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亲日官员，由此掀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北京的工人、商人也行动起来，举行罢工、罢市，支持学生运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逐渐在北京传播开来。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第二年主编了《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在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购入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组织北京的进步学生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1920年底，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党员有十余名。1921年，北京支部推举张国焘、刘仁静赴上海参加了党的一大会议。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北京党组织进行了发展党员、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建立团组织和进步妇女团体等活动。1922年和1923年，中国共产党两次在长辛店组织铁路工人发动大罢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李大钊、蔡和森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发展革命力量，抵制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势力。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市民发起抗议“五卅惨案”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列强和军阀，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推向高潮。1926年3月18日，北洋执政府镇压游行民众，造成47人遇难。党组织举行追悼会纪念死难烈士，发动舆论声讨幕后凶手，推动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1927年，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闯入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党员。同时，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北京地区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继续得到发展。清末成立的内外城巡警总厅改组为京师警察厅，1914年成立京都市政公所，这两个部门是这一时期北京的主要管理机构。在内务总长和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的领导下，传统北京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上，开始在城内修建沥青马路，将西东长安街、大栅栏胡同、王府井大街等道路改建完成；为便利交通，拆除了部分城门、瓮城、城墙，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辟和平门，以连接南北新华街；1919年兴建石景山发电厂，提升了城内供电能力。公共交通领域，1916年开通环城铁路，自西直门沿内城行驶；1924年开通了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从前门经西单到西直门，后又新增了多条线路；开通了到通县等京郊地区的长途汽车。在京师市政公所的主持下，多个城市公园得以开放，包括在社稷坛旧址的中央公园、先农坛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太庙公园、颐和园、在地坛旧址的京兆公园等。1925年溥仪出宫后，成立了故宫博物院。这些公园、博物馆等公共设施扩大了北京市民的交游空间。
一战期间，北京的工业发展较快，著名的有聚祥织布厂、华兴织衣公司、双合盛五星啤酒厂、光明玻璃制品厂等。重工业中，1919年成立了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铁厂，即石景山钢铁厂的前身。商业领域，1916年在香厂地区兴建了新世界商场，又在其对面成立城南游艺园，成为南城的商业中心。高等教育领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发展迅速，使北京成为这一时期当之无愧的全国教育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到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
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将北京降格为北平特别市，为行政院直辖市；1930年一度改称北平市，降为河北省辖市，后又升格为院辖市。北平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地位，成为国民党地方派系争斗的地区。1928年6月，阎锡山担任平津卫戍司令，掌握平津地区大权。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9月，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张学良通电拥护南京政府，率东北军南下占领平津，帮助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东北军自此控制了北平。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国民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没有积极抵抗日军侵略，引起全国人民的声讨。北平各界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日军在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3月，日军迅速击败东北军，攻占热河省。日军继续向北平以北的长城关隘进军，中国守军在古北口、喜峰口等地重创敌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5月，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国民政府被迫与日军谈判停火，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北平城到长城沿线一带划为非军事区，这为日军的下一次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
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逼迫国民党撤出河北省党部、军队，策动汉奸在通县等地成立“自治政府”，发起“华北自治运动”，意欲在华北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北平学生痛恨国民党卖国误国，他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发起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举行抗日游行，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在巨大的国内压力下，国民党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当时平津地区的实际控制者、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多次表达捍卫主权的态度，对华北民众的反日爱国运动也予以态度上的支持。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郊的宛平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军在7月下旬对宛平、通县、南苑等地发动猛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7月29日，宋哲元被迫放弃北平，撤往保定。北平沦陷。8月，中国军队在南口战区阻击日军，双方激战半月后，南口失守。
在1928到1937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国都南迁，原政府官员、公务员纷纷失业，导致北平城内消费下降，商业萎缩。例如香厂的新商业区，就因此一蹶不振。为再度繁荣北平，国民政府和北平人士强调利用当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1933年，袁良担任北平市市长。他提出将市政建设与文物整理相结合，借助文化资源优势发展旅游观光业，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为此，北平市政府制定了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对天坛、香山碧云寺、西直门箭楼、内城各牌楼、明长陵等进行修缮，在南长街、地安门大街等处铺设沥青马路，整修沟渠、河道。1935年，北平公共汽车管理处建立，开辟了5条运营路线，是为北京公共汽车的开端。不过，由于地方政府资金短缺，以及华北战局的紧张，这一时期北平城市建设成果有限。
日军占领北平后，对北平实行了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在日军操控下，伪北平市政府在1937年8月成立；1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新民会”在北平成立；1940年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北平的“临时政府”更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这些由日军和汉奸组成的组织，成为日本在华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日本通过这些伪组织，严密控制北平城区及郊区百姓，加强基层统治；成立垄断公司，掠夺华北地区的经济资源；建立银行，发行伪货币，控制华北地区金融业；审查学校教科书，查禁抗日书籍，推行奴化教育；贩卖鸦片，毒害北平市民。日军还在1941年到1942年发动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妄图摧毁北平内外的抗日力量。
北平地区的人民群众持续抗击日本侵略者。许多留在城内的学者艺人拒绝与敌伪合作，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国画大师张大千、京剧名角程砚秋等。北平地下党组织工人开展了多场罢工运动。在北平四周，八路军开辟了平西、平北、冀东等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游击作战，粉碎了敌军的多次扫荡，直接威胁着日伪在华北的统治。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命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管平津，又命李宗仁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北平，于10月10日在故宫太和殿举行受降仪式。国民党接收大员在北平大肆掠夺，抢占敌伪产业，剥削民众，接收成了“劫收”。国民党查禁了中共在北平的机关报——北平《解放报》以及新华社北平分社，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冲击中共组织的集会，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共态度。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国共内战打响。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民众发起了多场大规模抗议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1946年12月，北平的教师、学生举行反美抗暴游行示威，谴责美军在华暴行，要求美军撤离中国。1947年，内战使北平出现经济危机，北平学生在5月20日发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北平各行各业的工人也开展了反抗压迫、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斗争。内战期间，国民党不断迫害国统区进步人士，北平学生进行了多次争取民主、反对迫害的斗争。北平的抗议活动，与国统区其他地区的民众运动共同组成了与国共战场遥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
随着战事的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在北平地区的统治走向终结。平郊地区先获得解放，平谷、延庆等地党委在农村开展土改运动，支援了前线作战。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军共同发动了平津战役，对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展开全面攻势，攻占了南口、通县、宛平、良乡等地。1949年1月，身处北平孤城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北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对北平的旧政权系统、工矿企业等开展接管工作，稳定了城市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了民生。3月，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驻香山，在香山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性胜利。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召开，通过决议决定定都北平、改名为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自此，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揭开了历史的新一页。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23LSC0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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