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正式实施。5年来，北京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常态化、法制化、便民化为导向开展垃圾分类整改攻坚和提升行动，聚焦让群众可感可及、取得可视化成果精准施策，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垃圾分类关键小事实现再提升，力促生活垃圾分类成为城市文明新标志。
回顾总结《条例》实施5周年的工作成效与特色做法，市城市管理委邀请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宏山、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何品晶教授、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杨旎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会长唐艳菊等多位专家，结合当前工作实际研提对策建议。现将专家观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深耕细作成效显著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中央单位以及各区、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北京市垃圾分类取得了良好成效。主要体现在：一是减量降碳。5年来，全市生活垃圾处理量从2.77万吨／日下降为2.17万吨／日，减量率超过20％。二是资源回收。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增长2.6倍，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三是服务管理。全市11座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完成带袋处理能力改造提升，推动实现厨余垃圾“不破袋”投放；全市确定161家大件垃圾托底回收单位，343个街道（乡镇）实现大件垃圾上门回收服务全覆盖。四是群众满意。广大市民分类意识普遍增强，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和市统计局2025年4月调查显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98.3％，满意率94.1％，较《条例》实施前分别提高25.3个百分点和36.7个百分点。
多名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刘建国教授肯定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成效，认可北京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和企业参与方面的成功经验。杨宏山教授从整体工作入手，总结了北京垃圾分类具有的“强化管理、服务为先、全流程管理、收费制度、指挥合力”五个特点。何品晶教授、唐艳菊副会长都强调北京垃圾分类体系已经建立，一致认为“4＋2”品类设置体现了北京特色。王伟教授总结提出垃圾分类应按三个发展阶段推进，第一个五年是意识建立期，第二个五年是习惯养成期，第三个五年是行为自觉期，肯定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先进性。
二、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创新引领特色鲜明
北京市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城市，也是最早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在推进垃圾分类方面有着丰富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以首善标准、服务理念为特色的“北京方案”。
（一）坚持依法治理，筑牢长效根基
刘建国教授高度认可政府高位调度、自上而下整体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做法。新版《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强化工作统筹，指挥部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梳理明确年度重点任务，修订生活垃圾分类考评方案，更好发挥指挥棒作用。何品晶教授提到北京垃圾分类要因地制宜，充分体现北京特点和首都特色，强调巩固垃圾分类体系。北京市推动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接诉即办工作条例4个条例同步修订、相继出台，通过协同立法方式，筑牢法治基础，形成法治合力。
（二）坚持便民利民，促进习惯养成
2024年10月，北京市开展桶站张贴不破袋温馨提示语，桶前值守员积极提示居民不破袋投放厨余垃圾，将投放不脏手、减少异味扰民作为北京垃圾分类工作特色亮点。唐艳菊副会长提到畅通大件垃圾回收渠道的做法。北京市在居住小区（村）共设置大件垃圾投放点1.05万个，全面推行大件垃圾托底上门回收服务，创新采用“一袋式”上门回收模式。
（三）坚持精细智慧，强化科学管理
王伟教授肯定了北京构建的“全品类、全链条、全覆盖”体系，南宫生物质能源项目日处理厨余垃圾800吨，规模居亚洲前列。北京市运用AI识别技术通过视频分析违规投放行为，准确率达92％，利用卫星识别10平方米以上垃圾堆放点，追根溯源。杨宏山教授肯定了以单位为生活垃圾排放管理责任人、探索计量收费的做法。2021年9月，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实行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强化主体责任，以计量实现精准管控，从源头减少了浪费。在全国生活垃圾收费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通报推广北京市的经验做法。
（四）坚持文明低碳，凝聚社会共识
杨旎教授强调推动源头减量在全社会落地实施。全市10.2万家社会餐饮场所设立“光盘行动”劝导员，通过降低交易费用等措施推动净菜上市，每天减少垃圾量约620吨。王伟教授肯定了源头减量的突破性与重点领域的示范性。电子运单使用率98％，循环箱应用量达1500万个，全市95％的餐饮企业停止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对比巴黎一次性用品限制政策执行缓慢，北京通过“限塑十条”使超市塑料袋使用量下降85％，已经接近德国“绿点”系统的源头管控效果。
（五）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实践创新
王伟教授提到，通过科技赋能、机制创新与多方协作，北京市构建了政府主导、市场协同、公众参与的立体治理框架。相关数据是有力证明。北京构建“四级监督体系”，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年均巡查2000余次。“市民热线＋随手拍”平台年均受理问题10万件。小卫星监测覆盖全市，问题发现效率提升50％。对比伦敦社区堆肥依赖志愿者，北京市通过“万名代表下基层”活动，累计收集意见12万条，政策制定透明度更高。市级层面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标准指引，各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推进。
三、建立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
结合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要求，以及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专家各抒己见，提出建议。
（一）健全碳核算体系，强化效能评估
目前，北京市在垃圾分类碳核算方面还没有形成完善统一的核算标准和方法体系，更准确地量化垃圾分类中的碳排放、加强碳减排研究，可以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持。刘建国教授建议强化投入产出效益分析，特别是碳核算方面，分析显性、隐性的相关投入产出，推动垃圾分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建议北京也做相关研究。通过建立相关财政激励机制，对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好的区域或单位进行奖励，调动积极性，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工作的开展。唐艳菊副会长认为，可回收物从原来的3000余吨增长到7450余吨，增长了3倍，是有降碳贡献的，建议从制度建设、体系搭建、末端管理措施等方面予以加强，针对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开展碳核算和降碳贡献分析。
（二）创新经济杠杆，激发市场活力
垃圾分类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协同，将环境治理嵌入经济系统和社会行为中，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增效。何品晶教授建议，以减碳为牵引抓回收利用。鼓励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用好经济杠杆，讲好垃圾分类的“双碳”故事。杨宏山教授也强调用好单位垃圾收费等经济杠杆，例如，利用经济杠杆促进垃圾分类全面实施。王伟教授建议构建“垃圾分类＋循环经济”产业生态。打造绿色产业链集群，推进能源化利用减碳增效。强化源头减量与绿色消费联动，建立全行业绿色标准体系，培育“垃圾资源化”新经济形态。
（三）加强普法宣传，深化习惯养成
创新宣传方式、拓展公共参与、完善激励机制，实现从“要我分”到“我要分”的转变，让垃圾分类成为北京市民的生活习惯和文明风尚。刘建国教授强调，在垃圾分类宣传中，应把握好“久久为功与只争朝夕”“国际经验与中国特色”“法定责任与激励倡导”之间的关系。杨旎教授建议加强法治教育，以法治化、便利化、常态化为导向。目前普法教育还不够充分，居民守法意识有待增强，特别是有些社区普法宣传缺位，导致居民产生垃圾分类只是道德倡议的误解。建议参考香港做法，在垃圾桶的周围加强普法教育宣传，强调乱扔垃圾会面临的法律后果。何品晶教授提倡多元宣传，认为推进垃圾分类不要有一蹴而就的想法。垃圾分类难就难在要发动每一个人，北京机关多、学校多、医院多，要聚焦习惯养成抓宣传发动。
（四）提升环境品质，夯实分类基础
推进垃圾分类的同时，将加强环境治理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系统性措施改善城市环境卫生、减少污染，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何品晶教授认为，垃圾分类的底层逻辑是干净卫生，要把卫生问题放在垃圾管理的重要位置。加强与市民热线和网格巡查机制的联动，指导各区建立满冒脏污、值守不到位问题薄弱小区（村）台账并动态管理。王伟教授建议打造“无废园林”生态循环体系，包括绿化垃圾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垃圾处理设施景观化改造、优化城市公共空间与垃圾设施布局等。
（五）完善低值回收体系，突破资源化瓶颈
将垃圾分类深度融入绿色低碳发展大格局，形成具有首都特色的分类回收利用体系。刘建国教授认为，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重点突破口就是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重点在规范化、现代化。唐艳菊副会长强调低值是一个动态概念，低值回收处理好了，末端的分拣中心运营模式设计好了，垃圾分类减量是有可能迎刃而解的。建议更好发挥协会作用，完善政策扶持机制，明确“钱从哪儿来、扶持哪个”，坚持“扶持低值”原则，结合运距、运量等因素对低值可回收物给予补贴政策，定期修订低值可回收物清单目录，完善分拣中心用地规划，结合超长期国债等新政策，鼓励环卫企业、国企等参与分拣中心建设。
（市城市管理委李娟、戴志峰、王桂琴、任惠茹、彭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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